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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新诗第一人叶伯和(下)

原作者: 钱柜777手机版客户端 来自: 钱柜777手机版客户端 收藏 邀请
2017年是中国新诗百年之时,人们又想起了他,想起了他诗中的那只萤,曾用微弱的光芒划亮过新诗的天空。

叶伯和长女叶胜男(前排拉大提琴者)与同仁的音乐活动合影。龚静染供图

叶伯和著作《诗歌集》。
  叶中亮供图

位于成都金牛乡雍家渡的叶伯和故居。龚静染供图

  中国音乐学院收藏叶伯和所著的《中国音乐史》。 叶中亮供图

  

龚静染/文 
民国闻人在四川12

  叶伯和的第一版《诗歌集》虽然有了一定影响,但可惜比胡适的《尝试集》晚一个多月,所以从时间上看,它应该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二部新诗集,当然它毫无争议是四川第一本新诗集,比郭沫若的《女神》要早一年多面世。
  但不知是什么原因,在对中国早期新诗的研究中,叶伯和很少被提到,他的重要性被严重遮蔽。现在来看,这固然跟他深处四川内地,信息闭塞,偏离新文化中心有一定的关系,但也与他后期把创作放到音乐上而疏离了文学有关。


开风气之先 京剧科班让男女同场看戏

  实际上,叶伯和的工作和生活重心是放在音乐上的,而且他在音乐著述上的贡献更大。从1912年开始,叶伯和就任成都乐歌体育专修学校音乐科教授,并撰写了我国有史以来出版的第一部《中国音乐史》。这本书在音乐界有深远的影响,它是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发轫之作,相当于胡适的《尝试集》在文学界的地位。
  叶伯和一生做了大量跟音乐有关的工作,且大多是开风气之先的事情。如1913年11月,叶伯和在祠堂街关帝祠开办京剧科班—和字班,他亲自任经理,开售女宾票,男女同场看戏。
  1914年,叶伯和又应聘到四川高等师范学校(即今四川大学前身),着手筹建手工图画兼乐歌体操专修科,教授乐歌、音乐史、和声学、乐器使用法等专业课程。闵震东在《叶伯和传略》中回忆写道:“每当全校纪念活动,或国家庆典,先生常出席参加,指挥全校学生唱校歌及国歌,有时他亲自演奏小提琴或风琴以相伴奏。先生上台指挥演出,神采风度,给人印象甚深。”
  十年之后,叶伯和辞去教职,到成都通俗教育馆任音乐部主任,筹建了成都音乐协会,1927年他还组织过一次贝多芬逝世百年音乐会。所以,叶伯和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都放到了音乐的创作、教育、普及上去了,以至于后来很多人把叶伯和当成音乐家、教育家,而不知道他的诗人身份。


留学唤醒创作 创“歌类”新诗被传唱

  但《诗歌集》对新诗的贡献是不能被遗忘的。首先,叶伯和是中国最早一批白话诗人,他的创作时间可以推到1907年以前,他比胡适早留学3年,也就是说他开始写诗可能要早于胡适,比郭沫若更早,郭是1914年才留学日本的,晚他7年。叶伯和在留学归来的时候,曾说“我自浮海换,诗词始长进”(《归国时途中作》),这证明留学对他诗歌写作的影响,被唤醒的新诗意识源于留学的契机,他们是幸运的,也是最早在黑夜中摸路的人,叶伯和的新诗探索精神和成就值得后人去研究和发掘。
  其次,叶伯和在诗歌与音乐的融合上有独到之处。在《诗歌集》中,叶伯和把作品分为了“诗类”和“歌类”两种,“歌类”更注重音韵和文字排列,便于歌唱。但形式并没有影响表达,如《萤》这首虽然是可以唱的“歌类”,但诗意非常浓郁,不亚于任何一首“诗类”的诗,而更重要的是这首诗还呈现了一个时代的隐喻:
  萤!你造的光,这样细微,还被秋风吹!
  呀!黑暗暗的,光头虽小,做书灯也好。
  被谱了曲的“歌类”朗朗上口,容易在大众中传播。过去在雍家渡一带有个榴荫小学,现在已经不在了,但还有一些老人会唱《榴荫小学校歌》,这首歌就是叶伯和写的,可见他的诗通过歌的形式曾在民间生根发芽。
  叶伯和创作了大量如“歌类”这样的新诗,足见他非常重视诗歌中的音乐性,所以《诗歌集》与《尝试集》在创作个性上的差异也在于此。应该说他在白话诗的韵律上是有过深入研究的,提供了有价值的探索,后来何其芳等诗人提倡新韵律诗,其实叶伯和是比他们更早的先行者。
  叶伯和的诗歌创作大体分为两个阶段。如果说《心乐篇》是他早期比较纯美的诗歌,具有浓烈的青春气质,那么回到成都后,特别是人到中年后的叶伯和,诗歌也有了不小的变化。他的诗开始转向关注现实,风格渐入沉郁之境,这一时期他写了《乡村的妇人》、《疲乏了的工人》、《孩子孩子你莫哭》等反映社会生活的诗作,如《战后之少城公园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:
满地的残荷败叶,
树枝上时有寒蝉哀鸣。
酒肆寂然无声,
茶社两三人,
道旁游玩的,
只几个缠着绷带的伤兵!
  叶伯和曾在成都少城公园(今人民公园)的通俗教育馆工作,诗中反映的正是四川军阀混战时期的成都一景,而目睹的一切都让他心灰意冷,他在《三十自叙》中写的“母死弟亡城市变,都为军人大激战”,正是这一时期社会动荡、民不聊生的情状。
  叶伯和后期的诗喜用白描,语言平实,常有悲怜情怀,诗歌成为了一面映照现实的镜子。也跟他前期新锐、浪漫、唯美的诗风大相径庭,可以看出他对诗歌现代性方面的探索有所停滞,诗的翅膀变沉重了。
  除了世道的炎凉,叶伯和后面的人生之路也越来越坎坷。还未满30岁,叶伯和就遭遇了一连串打击,不仅是母死弟亡,他父亲叶大封因为得罪了某军阀而遭绑架,索要10万大洋,倾家荡产获救后逃往重庆,但不到一年父亲就去世了。接踵而至的灾难让叶伯和常常处于悲愤、绝望的状态,如果说叶伯和之前是一个唯美浪漫主义诗人,之后就变成一个悲观现实主义诗人了,而这个分水岭横亘在他的诗歌作品中,也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学人物样本。


出资创办《草堂》组建四川首个新文学社团

  叶家一直有耕读传家的传承,在成都创办过多个学校,如奉思小学、崇实学堂、榴荫小学等,对成都早期的教育有不小的贡献。所以,在从事诗歌写作的同时,叶伯和也意识到了文学的启蒙意义,“我十年以来,已经把我在海外贩回来的西洋音乐,贡献给国人了;最近又想把我数年研究的新文艺,贡献出来。”(《新诗集》第二期再序)所以,他不仅自己搞新文学创作,同时还发起同仁刊物,这就有了1922年由叶伯和发起组织的四川第一个新文学社团--成都草堂文学研究会成立,并于当年11月30日创办了会刊《草堂》,这是四川历史上的第一本文学杂志。
  1923年1月,周作人在北京读到《草堂》后,立即写了一篇评论《读草堂》:认为这本新鲜的杂志“实在是为地方色彩的文学也有很大的价值,为造成伟大的国民文学的元素,所以极为重要。”同时,《草堂》也给了他良好的阅读感受,“能觉到有那三峡以上的奇伟的景物的地方,当然有奇伟的文学会发生出来。”
  郭沫若当时正在日本留学,读到《草堂》后也非常兴奋:“……吾蜀既有绝好的山河可为背景,近十年吾蜀人所受苦难恐亦可以冠冕中夏。请先生常与乡士亲近,且目击乡人痛苦,望更为宏深的制作以号召于邦人。”
  1935年,茅盾主编的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一集导言》中说:“四川最早的文学团体好像是草堂文学研究会,有《草堂》出至四期便行停顿了……”那么,《草堂》的变故是什么原因呢?
  当时在地方出版发行新文学杂志困难重重,周作人就说“向来从事于文学运动的人,虽然各地方的人都有,但大抵住在上海或北京,各种文艺的定期刊物也在两处发行。”这主要指的是现代文学在当时落后地方还缺乏应有的土壤,所以,叶伯和在成都办《草堂》杂志非常不容易。另外,办杂志需要一定条件,经济的支撑、同仁的合力很重要。《草堂》只办了四期后就更名为《浣花》,说明中间发生了一些变故,但不管怎么样,《草堂》的出现把四川的现代文学时间往前拉了一大步。
  《草堂》创刊于1922年11月,停刊于1923年11月,只办了4期,正好一年时间。这本刊物的办刊地址就在叶氏私宅—成都指挥街104号,这其实只是个通信地址,没有专职的编辑,全凭几个文学界同仁的一片热情。办刊主要靠叶伯和出资,杂志在北京、上海、重庆、南京等地有代销处,但总的发行量很小,影响受限。这也看出了当时四川的文化边缘地位,其实当年类似的杂志在上海、北京相当活跃,很多诗人作家都是从这些杂志中走出来的,如四川的一批青年文人创办的《浅草》就比《草堂》在文学史的地位更高,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它是在上海创办的,但《草堂》的时代先声作用是不容抹杀的。
  《草堂》的办刊时间虽然比较短暂,但对青年作家的培养也有积极的贡献。当年19岁的巴金就以“佩竿”的笔名在《草堂》第二期上发表了一首小诗,同期还翻译了俄驾尔洵的小说《旗手》,这是巴金最早期的文学作品,也可以说《草堂》是巴金文学生涯的起点。
  叶伯和有辉煌的前半生,但后半生却非常落寞凄凉,他经历了“五载三丧”,母亲、祖母、女儿分别在5年中相继去世。但丧亲之痛没有结束,1940年他的妻子又在乡下病死,他搬到城内锣锅巷居住,不料住宅不久失盗,而茶店子的两间私房又遭火灾,损失惨重。叶伯和本来就体弱多病,在接连的打击之下,遂谋短见,于1945年11月6日深夜投井自尽,年仅57岁。
  叶伯和葬于雍家渡南,叶氏祠“受枯堂”西。
  “离城20里许,是我们的田庄,有一院中国式金漆细工加上雕刻的宅子,背后是一大森林,前面绕着一条小河,堤上栽着许多杨树、柳树,两岸都是稻田……”叶伯和1920年在《诗歌集》自序中的一段描述,也正是当年叶伯和的安葬之处。
  2017年是中国新诗百年之时,人们又想起了他,想起了他诗中的那只萤,曾用微弱的光芒划亮过新诗的天空。
  五月的一天,我同他的曾孙叶中亮先生一起来到了雍家渡,不仅是寻找历史的痕迹,也是为了那不应忘记的纪念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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